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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明/台灣史

2008年3月第0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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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說故事2：誰是台大生？
文．黃國治　圖．葉高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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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依據台大校方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地圖，在葉高華的部落格上受到最多的關注與批評；這一現象本身透露出來的訊息，比地圖內容本身更令人玩味。 (葉高華提供)

葉高華的部落格開站以來，網友點閱最多、回應也最激烈的，不是那張出名的「橫躺的台灣地圖」，而是這張「2003年台灣大學學生來源」地圖，點閱率已超過1萬5,000人次。

本圖資料來源是台大校方所做的「2003年台大學生基本調查」。把台灣首府台大的學生來源地區用地圖顯示，赫然發現將近6成的台大學生來自於台北縣市都會區，而且又以台北市大安區最多──在台大校園中隨便攔下11個學生，就會有一個是在大安區長大的（占台大生9％）；大安區不過30萬人口，上台大的人數竟然超過整個台中市（100萬人口，占台大生6％）或高雄市（150萬人口，占台大生6％）！而在3大都會區之外，全國其他縣市鄉鎮考上台大的，平均下來則寥寥無幾。

同一份調查還顯示，台大學生分佈之所以如此極端，其實是社經條件的篩選結果：台大學生的父親有 27.9% 是公務員、49.6% 是企業界的中高白領階級；父親是勞工的只有 6.9%（全國就業人口中，勞工比例約60％）、是農民的更只有 1.6%（全國農民比例約5％）。另一方面，台大學生的家庭所得，月入8萬元以上的佔了 54.2%（高於全國60％家庭的可支配所得）。

最後，自己也是台大研究生的葉高華提醒讀者，台大學生不僅大多來自中高白領階級家庭，其學雜費更得到政府的大力補貼（平均每人每年在20萬元以上），其實是佔了廣大納稅人的便宜。

這篇短文的贊同者不少，同時也引來許多台大學生的不滿，紛紛留言抨擊，提出「上台大是因為唸書更用功」、「來自大安區者多，是因為台大離家近」等理由來辯駁。如一位網友評論指出，這篇圖文「顯然引起不少人的階級焦慮」，才引來如此眾多的激烈迴響，令人玩味。

台灣地圖的100種畫法-GIS達人葉高華
文‧黃國治　圖‧葉高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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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後段班的葉高華對各種台灣地圖無不如數家珍。但千萬別誤會他是對地圖癡迷喔！對他而言，地圖只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探索工具。 (莊坤儒攝)

許多人或許記得，2004年5月27日，甫任教育部長不久的杜正勝在中研院發表演講時，使用了一張「橫躺的台灣地圖」，來凸顯其台灣中心論的史觀。此一地圖迥異於習見的繪製方式，在台灣藍綠尖銳對立的氣氛中，立即引發朝野間的激烈攻訐，堪稱近年來台灣最受爭議的地圖。

然而，若撇開意識型態不論，談到那張地圖究竟長什麼模樣？繪製者原本主旨為何？知道的人恐怕寥寥無幾。更鮮為人知的是，該圖的繪製者只是位博士生，而且當時主修的並不是頻繁使用地圖的地理學，而是專門化驗石頭的地質學。

他，就是地圖達人葉高華。

地圖，除了拿來應付考試、宣示領土主權，或是出遊不致迷路之外，還能做什麼？

1854年8月31日，英國倫敦蘇活區爆發了一場凶猛的霍亂疫情，短短2天之內通報感染人數即達199人，死亡70人，並持續擴散。

在眾人束手無策、居民紛紛逃離之際，一位名叫約翰．斯諾的醫生於9月2日著手展開調查，將所有病例的住家位置在地圖上標記出來，赫然發現病例明顯聚集在特定區域內。於是，原本就懷疑霍亂病菌可能是透過飲食傳染的斯諾醫生，遂鎖定該區域內的染病與未染病者，進一步調查他們的日常飲食情況，不斷抽絲剝繭、交互比對，終於找出病菌可能來自於該區域中心的一口水井，將其封閉之後疫情果然獲得控制，約翰．斯諾也因此被後人尊為現代流行病學之父。

此例中，斯諾醫生之所以能解開疫情謎霧、挽救無數生命，都是拜善用地圖之賜。和此例中的霍亂病患一樣，所有事物其實都在某個特定空間中活動，它們之間的行進、交錯、互動，主導了事情的走向。若有人獨具慧眼，將這一條條隱形線條在地圖上重建出來，就像小魔法師哈利波特的「活點地圖」一樣，事物背後的因果聯繫也就躍然眼前了。

這正是地圖達人葉高華繪製出一幅又一幅地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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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台灣保存記憶的費德廉
文．李國盛　圖．費德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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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出現在美國「Frank Leslie畫報」上的插圖地點，長久以來被誤作為淡水。費德廉在收錄進其網站前特別做了考證，確認圖中地點其實是基隆。 (費德廉提供)	清亮的藍眼珠，一開口卻是再純正不過的國語，替台灣做史學基本功的費德廉，其貢獻愈來愈受到肯定。 (費德廉提供)

自1860年代以來，台灣商埠相繼對外開放，包括荷、葡、英、美、日等國水手及商賈陸續來台。他們之中，有人深入漢人聚集的西半部地區，互通有無從事貿易，更有人遍踏台灣，勘查地形，直入當時外界仍未窺其貌的「番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和圖像記錄。

不過，受限於經費及翻譯人才的不足，國內史學界卻一直未曾對這些19世紀來台外國人留下的史料，進行全面性的整理。

有鑑於此，1998年起，與國內史學界淵源甚深的美國漢學家費德廉展開了有計畫的彙整工程，並將各種不同語言的文字記錄一一翻譯成英文，而成為目前最完整、翻譯最詳盡的19世紀台灣史資料庫，並廣為國內文史工作者所援用。

任教於美國奧勒岡州里德學院歷史系的費德廉，與台灣結緣甚早，除了上述的工作，他更早早展開1930至40年代台灣文學和228事件研究，堪稱外籍台灣史專家中的翹楚。

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總有些人在無意間影響了世局發展。

1860年台灣各口岸陸續開放，在進出台灣的商人與傳教士之間，來自英格蘭的水手必麒麟就是這樣一號人物。他是位探險家，為了解台灣居民，他學習漢語；為了深入常民生活，他交往的台灣人幾乎士農工商無所不包。而為了探索當時廣大的「番域」，他更是不惜任何代價，幾度違反禁令，進入現今的屏東及中部山區等原住民傳統居住地，成為當時少見的「台灣通」。

必麒麟的台灣知識後來又替李仙德等其他的台灣通打開大門。1866年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德，隔年就開始大量搜羅台灣資訊，他最初的通譯就是必麒麟。無怪乎，在《台灣歷史辭典》中，必麒麟被形容成「當時西方列強插足島上事務的代表性人物。」

隨著解嚴前後，台灣史研究的興起，諸如李仙德和必麒麟等19世紀來台的外國人，對台灣的重大影響也更為世人所知；而另外一方面，他們所留下的圖像和文字記錄，也成為了解台灣的珍貴史料。

在這樣的理解下，漢學家費德廉開始著手，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奧勒岡州，利用每年固定向學校申請的微薄經費，帶著對台灣史有興趣且又通曉其他歐洲語的學生，將為數龐大的各種文字記錄、攝影以及地圖一一翻譯成英文，並經過數位化處理後上網。現在他又開始與國內出版社合作，展開中文翻譯工程，預計年底前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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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也是好生意 ──吳傳治與他的「台灣故事館」
文．張世倫　圖．楊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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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歲出頭的古物收藏家吳傳治，用老東西打造懷舊產業。 (楊文卿)

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站內一班班的台鐵列車，半世紀來不斷地將農村人口吸入都市打拚；而洄游歸鄉的人們，又逐步改變故鄉小鎮的舊面貌。台灣的城鄉風景，就在電車的往來之間逐步現代化。

鐵道與車站，帶動了台灣的發展，而行走在這個台灣現代化的樞紐區裡，人們會在正對車站的大亞百貨舊址前，突然聽到「叮叮噹噹」的火車報時聲，順著聲音走入地下二樓，卻發現別有洞天，眼前突然出現防空洞、老榕樹，以及低矮房舍構成的懷舊老街。地下地上彷彿兩個世界，分別代表著台灣的昨天與今日。

這座名為「台灣故事館」的展演空間，藉由大規模再現台灣昔日街坊巷弄的場景，搭配懷舊古董的陳列，意圖再造1960年代的台灣常民生活風景，自2005年12月開幕以來備受好評。而融合文物展示、遊樂體驗，及餐飲服務的定位，也讓這個主打「鄉愁牌」的私營空間，在台灣的博物館圈顯得獨樹一格。

近年來，台灣掀起一股懷舊風潮，舉凡老玩具、舊海報、古招牌，乃至泛黃的歷史照片，都成為不少人欣賞把玩、發思古幽情的蒐藏珍品。老古董雖然蘊含歷史韻味，然而抽離了歷史脈絡的老古董，其實只是昔日民眾生活的片斷，未必能完整呈現出人們過去的生活全貌。

有感於此，文物收藏家吳傳治興起了打造懷舊空間的想法，他創辦的「台灣新樂園」就像一個地底下的城鎮遺址，佔地1500坪的空間裡是棋盤式的街坊巷弄，裡面有著柑仔店、電影院、理髮廳、中藥店、冰果室、派出所等房舍，陳設他二十多年來所蒐集的各種珍奇古董。走在其中，參觀者彷彿身歷其境感受到古早台灣的生活氛圍，而那些斑駁陳舊的老古董，也因此有了嶄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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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說故事1：祖媽的裹腳布與台灣堡圖
文．黃國治　圖．葉高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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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畫出這樣一張圖，葉高華可是坐足了冷板凳，以台灣堡圖為依據，重建日據時期的街、庄，進而以街、庄重建出各個時期的行政區劃，為利用日據時期的統計資料打開了突破口。 (葉高華提供)

這張「1930年本島女子纏足率」地圖，是葉高華利用日據時代的統計資料繪製而成的，放置在「祖媽的裹腳步」一文中。由圖中顯示高纏足率的分佈區域看來，纏足很明顯並不是各族群共有的習俗──文化習俗與漢人截然不同的原住民區域，以及婦女需承擔農事的客家區域，都「不玩這種變態遊戲」，纏足現象幾乎只集中在福佬人區域。

而福佬人區域內也存在輕重之別。其中，纏足風氣最盛的地方是北部的淡水和新莊、離島澎湖和台南府城等福佬人較密集的區域一帶，有2成甚至3成的女子纏足。以此為基礎，一方面顯示，在族群同質性愈高、凝聚力愈強的地方，大家對於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愈不敢輕忽；一方面也可窺見中部台灣的「客底」（福佬化的客家人）比例較高，「平埔媽」（漢人娶平地原住民為妻）也不少。但因年代久遠，事實真相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不過，這還不是這張圖的最大價值；請仔細看這張圖中的行政區劃，是不是和一般常見的不太一樣呢？這裡的行政區劃是以日據時代「台灣堡圖」裡的各街庄（日據時期最基本的行政單位，「街」為較熱鬧的市集、「庄」為農業區域，面積大小近似今天的「村」）界線為基礎，重建繪製而成的，其中大有文章！

上窮碧落下黃泉

台灣堡圖是1898年日本殖民台灣初期，為了遂行統治，以6年的時間繪製而成，是台灣第一份以現代製圖方法繪製的完整地圖，對於台灣研究十分重要。然而，這套圖的基隆、高雄、澎湖3個部分，由於在日據時期被列為軍事要塞、不准公開而長期下落不明，戰後幾代地理學者也遍尋不著。

葉高華也曾把尋找這些佚失的圖幅作為人生一大夢想，跑遍國內大小圖書館不說，還加入民間的古地圖收藏家俱樂部四處打探，並透過管道向軍方詢問，甚至遠赴日本國會圖書館搜尋，但仍舊一無所獲。最後出乎意料地，這套圖竟由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才終於將其複製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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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之路 ──專訪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
文．李珊採訪整理　圖．林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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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認為從「部落自治」做起，才能逐步實現原住民自治的願景。 (林格立)

原運20年來爭取的最高目標──原民自治，在2005年2月「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通過後，進入一嶄新的階段。隨後上任的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也提出積極推動「原民自治」的政策方向。

來自泰雅族的瓦歷斯．貝林，曾任天主教神父，早年回鄉推動合作社、合作農場卻受財團擠壓受挫，轉而投身政壇，歷任縣議員、4屆立法委員，就任主委後即先從「部落自治」著手，他認為這是原住民族走向自治的重要基石。以下是他接受本刊專訪，釐清一部份外界對自治議題的疑惑。

問：請先談談原民自治的意涵和架構，以及為何要推動原民自治？

答：我們先釐清「原住民」的定義。有些學者主張台灣是一個移民國家，住民有先來後到之別，所謂的原住民是最早來的移民，這是我們最反對的說法。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原住民是指某一地區內，在主流社會和文化尚未形成前，就已居住在該地的人民。台灣的原住民原本在漢人及其他社會文化還沒主宰這塊土地前，就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千百年，並且治理這塊島嶼。後來的漢民族和日本殖民者卻以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進行征服，而且從未問過我們的意願。由於現在的統治方式不利於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因此原民自治是要求恢復固有的權利，這也是聯合國「原住民族宣言」草案的重要精神之一。

目前的國家機制剝奪了原住民的什麼權利？主要包括土地國有化、資源國有化，還有以行政區取代部落自治的機制。以部落治理來說，「協商」是一個重要精神，泰雅部落裡任何事情會由各家族長、長老們一起協商取得共識，或許依此做成的決定不見得是最好的，但卻是大家一致的。後來部落被鄉里行政單位取代，鄉長由選舉產生，導致很難形成共識，而村民大會形同虛設，真正關心地方的人也不會參加。

所以我們先從「部落會議」找回過去形成決策的模式。目前推動的是，鼓勵部落內各類團體推出代表組成基本成員，包括教會、社區發展協會、婦女會、民選代表、學校、派出所等，共同討論部落事務。各部落向原民會提出的計畫或申請案，都需要經過部落會議的決議，原民會才會給予經費支援。

部落會議運作成熟後，第二步要推動「部落議會」。部落議會是一個正式組織，未來的目標是像縣市議會一樣的公法人，需要立法。目前原民會正研擬的「原住民族自治法」新版本就會納入；在還沒有法源依據前，原民會將先擬定一個「部落議會設置要點」，促成部落成立議會，可申請、核銷原民會主政下的計畫經費，目的是使各部落自理經費。未來，「原住民族自治法」會明確授權部落需成立部落議會，由其討論部落的自治事項並且研擬自治條例。

假設阿美族的二、三百個部落都有部落議會後，就可組成議會聯盟，共同討論整個阿美族的自治事項，並且成立正式的「阿美族民族議會」，擬定自治政府的相關條例，籌組自治政府，才可能達到阿美族自治。

再推而廣之，12個原住民族的「民族議會」還可以組成「台灣原住民民族議會」，和中央政府協商談判。阿扁總統主張的「國中之國」或「準國與國關係」就是指這樣的協商機制。屆時出面的談判代表需要充分了解各族的需求，而且是由各族共同委託的團體，這個「台灣原住民民族議會」是一個在傳統上和法理性上都水到渠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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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魯灣的呼喊 ──原住民族運動20年
文．蔡文婷　圖．林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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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來不同族群的不義對待，台灣的原住民族終於發出怒吼，要爭回民族的自決權。 (籐文化提供)

「他像植物般一直生長，他像動物一樣奔跑，大聲喊出你名字──撒可努……」電視上原住民復名廣告裡，紅火的原住民作家撒可努，健康飽滿又自信的容顏，令人讚嘆。

近十幾年來，「原住民」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台灣「顯學」。打開報紙，部落觀光、原民美食搶佔大篇幅旅遊版面；學術殿堂中，原住民的各領域研究汗牛充棟；政府首長不時發表鼓吹多元文化的談話，釋放提振部落發展的種種利多；國際舞台上，洋溢原住民色彩的服飾、工藝品，更成為台灣設計的要素、凸顯台灣文化獨特性的重要圖騰。

然而，回首四百多年來，當漢人勇渡黑水溝、移墾台灣之際，卻是台灣原住民災難和屈辱的開始。歷經了生蕃、熟蕃、高砂族、山地同胞等外來族群的賜名，終於在1984年底，「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發出沈痛的吶喊，要求主流社會正視原住民悲慘的處境與滅族的危機，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正式展開。

千禧年總統大選前，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提出「新夥伴關係」，進一步讓台灣的原民運動，提升到「準國與國」的高度，並朝向「原住民族自治」的目標邁進。

從正名運動、還我姓名、設立原住民專責機構、還我土地，到民族自決，這20年來的原民運動立下哪些里程碑？回復了怎樣的尊嚴與權利？在有關原住民保障的諸多法案擬定通過後，對於原住民有何實質的幫助？而抗爭訴求一一得到回應之後，原運的動力又將如何轉化？

我們的姓名，
在身份證的表格裡沈沒了，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鷹架上擺盪，
在拆船廠、礦坑、漁船徘徊，
莊嚴的神話，
成了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德，
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躪……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寫於1983年的詩句，痛訴著當時台灣、乃至於世界各國原住民的共同處境：生存空間遭到擠壓、語言流失、文化認同斷裂、勞動邊緣化……。相較於一般國民，原住民失業率更高，高等教育比例及壽命卻遠低於漢人。他們是黃昏民族，社會處境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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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魂魄，遺忘在戰場 ──高砂義勇隊
文‧編輯部　圖‧莊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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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靦腆的面容，埋藏著多少殺戮戰場上的夢魘？由戰場回到部落，高砂義勇隊的曾石元經常以為自己還在戰場，將石頭當手榴彈丟擲，然後趴在地上。 (莊坤儒)

「在沒有道路的叢林，來回穿梭偵察著敵情。他們可以分別出遠處的聲音，將敵軍誘到指示的正確方位。他們將游擊戰的妙處發揮到極致，是使我軍優勢的原動力。」這是日本老兵對於「高砂義勇隊」的回憶描述。

1942年到1945年，短短3年多，估計有4000到8000位台灣原住民，被日本遣往戰況最激烈的南洋群島從事野戰。其中一半以上埋骨在陌生的異域，至於幸運歸鄉的，卻有不少走不出戰爭記憶的深淵，一生自閉自苦......

來到南投縣埔里的梅溪部落，進到高砂義勇隊曾元石的小屋，83歲的老人家精神出奇的好，直說：「我一個人在家很寂寞，你們來看我真好。」

重回戰場

帶領記者來採訪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故意唱著日本軍歌，試圖打開老人家塵封的記憶，果然，看似茫然恍神的老先生突然說：「你那一句唱錯了。」於是記憶回到了戰場。

老先生斷斷續續以泰雅語和日語交叉述說著：

「送行的時候，部落熱鬧的為我慶祝，然而爸爸、媽媽卻是非常傷悲......。知道日本戰敗時，心中很高興，想到就要回家了......，回到家時，才知道我的女兒在戰爭中死亡了......。」

然後老先生將大半的時間，沈浸在叢林野戰時差點中毒死亡的經驗中。

在戰爭末期，日本軍隊彈盡糧絕，包括台籍日本兵與高砂義勇隊幾乎都和遍野屍體一起共存，許多屍體被剝的只剩一條內褲。「有的身體，被割的只剩骨頭，」曾元石表示，當時因為食物嚴重缺乏，有的戰友割人肉來吃，連當地原住民都有被殺來吃的。他不敢吃人肉，於是抓蛇、青蛙來吃，有一回吃了兩顆小果子，就全身發麻，昏死了過去，所幸得到日本軍醫的急救，撿回了一條小命。「另外一個人，吃了一把，就死掉了......，」曾元石反覆地形容中毒的經過。曾元石所屬營隊六百多名士兵，最後只有一百多人活著回來。談話中，坐著的曾元石雙手不斷拍打，雙腳也微微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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