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咄咄逼人 歐洲人民憂心
英、法、德、義等四國觀點一致
洪茂雄（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理事）
近年來，中國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經常自豪地宣稱其「和平崛起」，要在中國土地上建立「和諧社會」，乃至打造「和諧世界」。目前正值北京奧運會倒數計時一百天之際，正緊鑼密鼓、大肆慶祝地迎接奧運火炬的來臨，激發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全國上下視同世紀盛事，與有榮焉；可是，那種毫不避諱的中國民族主義之抬頭，給予世人的感受，卻是令人疑懼。最明顯的例證是，當奧運火炬先後在倫敦、巴黎、舊金山、長野、首爾等地傳遞時，都發生支持與反對兩派人馬彼此不愉快的叫囂，導致國際媒體繼聲援圖博人抗暴之後，接著緊抓住中國人權議題深入評論，使中國共黨政權惱羞成怒，擴大打擊面，向新聞自由宣戰，輿論譁然。
究竟，中國是「和平崛起」？亦或「全球穩定最大威脅」？就以這兩年來歐洲人對中國所持的態度，這個答案不言可喻。根據英國哈里斯民意調查中心三月底到四月初針對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五個歐洲主要國家，共五三八一人的抽樣調查，就「誰是全球穩定最大威脅」的提問，平均卅五％回答是中國，而廿九％認為是美國。顯而易見地，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穩定的最大威脅者。其中，以義大利人對中國最不懷好感，有四七％將近五成的比例，認為中國是全球穩定的最大威脅，比去年的民調廿六％相比增長最大；法國由去年的廿二％增至今年的卅六％；德國由去年的十八％倍增至今年的卅五％；英國則由去年的十六％增至今年的廿七％；只有西班牙人仍認為美國是全球穩定最大威脅有四一％，中國為廿八％暫居其後。不過，去年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納城中心，由於華商意圖控制逐漸形成的「中國城」，很不得西班牙民心，乃有拒絕華人運動，而引起軒然大波，華人形象蒙受打擊。
為什麼歐洲人對中國日益展現咄咄逼人的威脅，會那麼快產生變化和憂慮？一言以蔽之，中國破壞人權的紀錄惡名昭彰，並沒有因為要舉辦奧運而履行改善人權的承諾；中國黑心商品充斥歐洲市場引發消費者不滿；中國人偷渡、走私、在市場爭地盤等犯罪行為甚受非議；尤其四月十九日數千名留學生和華僑在巴黎市中心聚會示威，抗議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不公」，表現得那麼傲慢，更使歐洲人感到驚訝不已。凡此種種，難怪影響歐洲人對中國負面觀感逐漸上升。由此以觀，中國是「和平崛起」亦或「反和平崛起」？是營造「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還是這個和諧的最大威脅者？其答案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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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話題延燒 北京奧運失色
吳志中/ 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秘書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人權問題一直是中國舉辦奧運的最大障礙。在一九九三年的時候，北京以兩票之差輸給澳洲雪梨，喪失舉辦二○○○年奧運的機會，就是因為中國於一九八九年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人權問題有極大的缺陷而造成。在二○○一年之時，中國再度申請主辦二○○八年的奧運，然而美國國會也在同時通過決議案，認為除非中國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並且在人權政策上有明顯的改善，要不然就不應該主辦二○○八年的奧運會。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一八九六年開始在歐洲的希臘舉辦，歷年來一直都在倡導和平，希望能讓世界各國暫時放棄紛爭和平相處。因此，在一九一六年，柏林奧運因為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停辦；一九四○年的日本奧運與一九四四年的芬蘭奧運，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因為，人類忙著自相殘殺，舉辦和平的奧運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歐盟籲中國停止鎮壓西藏
一九八○年的莫斯科奧運則遭到六十四個國家的杯葛，因為蘇聯在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基本而言，除了一九三六年的納粹德國與一九八○年的共產蘇聯，現代奧運所舉辦的國家都是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如今，二○○八年又輪到一個不重視民主人權、以軍事飛彈威脅鄰邦小國的威權國家。不幸的是，中國還真的「不負眾望」，在奧運即將展開序幕的前夕，爆發以武力鎮壓西藏的事件。也無怪乎造成很多國家的強烈反彈：歐盟外長會議於三月二十九日在斯洛凡尼亞召開，並且對西藏所發生的抗暴表達強烈關注，呼籲中國停止鎮壓西藏；歐盟二十七國外長在會後發表聲明說：「歐盟譴責所有暴力，呼籲中國停止鎮壓，並要求以符合國際準則的態度，對待被捕民眾」。
德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表示，他或德國總理梅克爾都不打算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捷克總統克勞斯、愛沙尼亞總統易維斯及波蘭總理圖斯克都已經表示不會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法國總統薩科奇則公開表明，由於八月舉辦奧運之時，法國將是歐盟輪值國之主席，因此，如果西藏局勢惡化，法國不排除尋求歐盟二十七國的共識抵制北京奧運開幕典禮的可能。此外，義大利外交部副部長維爾內帝則代表義國政府約見中國駐義大利大使孫玉璽，正式要求中國政府不要使用武力鎮壓西藏的示威抗議人士，並且必須尊重人權，包括言論自由、集會及和平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
另外，挪威政府也以官方的正式形式要求中國允許挪威代表團進入西藏，以便瞭解和調查目前的西藏抗暴事件。英國除了查理斯王子早就表示要抵制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個人態度之外，英國外交部則是在三月二十五日發表年度人權報告，譴責中國在處理西藏問題時手法不當。英國外交部的報告嚴厲譴責中國沒能採用和平手段妥善處理西藏危機，並且指責中國政府侵犯藏人的基本人權、妨害其信仰自由。而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等六人也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示威抗議者的反應讓人回想起一九八九年中東歐的共產政權在垮台前採用的獨裁手段。
暗藏血腥的華麗競技場
中國政府則如同以往，對於歐盟的批評提出強烈的抗議，認為歐洲各國正在干預中國的內政問題。然而，西藏本來在歐洲就有強烈的道德支持，再加上歐盟也一直強調民主人權為其基本原則，主張多元化的發展政策。而且，對於起源於歐洲，以世界和平為號召的神聖奧林匹克競賽而言，耗費巨資卻暗藏血腥的華麗競技場，顯然並不是一個真正適合的比賽殿堂。
中國企圖想要將奧運當成是向世界展示國力的機會，宣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終於強大起來成為世界大國，然而，卻也凝聚了全世界對當前中國既存問題的注意力。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的納粹德國在一九三六年舉辦奧運之時確實強大起來了，然而在九年之後也覆亡了。因此，除非中國落實民主改革，要不然，同樣的歷史發展仍有再重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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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破產 中共還在苟延殘喘
回顧俄國「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洪茂雄／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理事、南華大學歐研所兼任教授
在俄國當代史上曾被官方欽定轟轟烈烈「偉大」的十月革命，屈指一算剛滿九十周年。在過去共黨掌權時期，每年十一月七日都會舉行盛大閱兵與新式武器展示，政治口號琳琅滿目，來炫耀蘇聯的強大不可一世。然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這個曾雄霸地球一隅、足以和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一夕之間光芒盡失地從世界舞台上銷聲匿跡，自此以後，俄羅斯人民心中的「光輝十月」，就逐漸褪色。而最近十多年來，每逢俄國國慶、官方慶典儀式，也僅是簡單如禮行儀；只有殘餘勢力的俄共比較積極熱衷於動員支持者齊聚一堂慶祝一番而已。不過，今年的慶典則顯得有一點特別，是以紀念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納粹德軍逼近莫斯科為主軸，來喚醒俄羅斯人民塵封已久的集體記憶。在後冷戰時期，東西方早已言歸於好、強化互信之際，這種紀念方式難免給人有一種吊詭的感覺。較引人注意的是，紀念「十月革命之父」的城市││列寧格勒早已恢復原名「聖彼得堡」，列寧遺體紀念館也因徒具觀光吸引力，皆被列入考慮廢除之中，好讓列寧入土為安。在在皆說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與走入歷史。
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和亞洲兩個區域的共產黨都靠戰爭起家，而取得政權。前者，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即俄曆十月二十五日）推翻沙皇，建立世界上第一個標榜「社會主義」的共黨政權；後者，中國共產黨利用蔣介石對日抗戰之便，乘機坐大，加上日本投降後，蘇聯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繳械的武器轉移至中共解放軍，使得中共出乎意料很快地占領全中國，而於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黨政權。這兩個共產黨雖然都奉行馬列主義，也在奪得統治權二十年後，分別進行過反人類慘不忍睹的「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迫害善良、殺害無辜平民高達一、二千萬人，但前蘇共和中共之間都發生過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彼此中斷關係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至今仍存芥蒂。最令世人關注的，由俄共領導的蘇聯已從地球上消失，而中國共產黨政權至今仍苟延殘喘，自吹「和平崛起」，可是國內一點也不和平，不知還能橫行到幾時？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儘管約三成俄國民眾對「十月革命」持積極評價，認為其對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正面的作用。但持平而論，蘇共統治七十四年充其量雖提升國家地位，但東西方冷戰期間，窮兵黷武，一心一意地只想與西方對抗，漠視百姓生活、無心推動政經改革，致使人民受苦受難失去自由。如今，俄國才轉型短短十餘年，其社會形勢的改善即遠比共黨掌權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在此，不禁引人聯想，中共政權在城鄉貧富差距拉大，共幹貪污風氣盛行，以及環境污染嚴重幾近無法控制，人民怨聲載道的情況下，會不會步蘇聯後塵，甚值得國人密切觀察。
(轉載自Taiwan News 財經文化週刊 第31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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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人寫給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的一封信
【更大的利益，更大的責任】
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在2007年11月25至27日訪問中國，他談到非洲Darfur問題、伊朗、北韓以及緬甸軍事鎮壓僧侶問題時，要求中國負起更大的國際責任，也在死刑問題上向中國表達基本的人道關懷，對此我們深表肯定，也樂見中法間有助於人類自由平等發展的合作與交流。然而，中國惡劣的人權紀錄，絕不能用200億歐元的商業合同作為交換：在中國內部人權沒有改善，並且不斷擴張軍備，朝向軍事帝國主義發展的情況下，令人感到驚訝與不解的是：法國總統Sarkozy竟承諾協助在歐盟為中國解除因違反人權價值而引致的武器禁運。我們憂心：選擇與一黨專制的中國在普世人權價值上妥協，將導致正義犧牲在更大的暴力之中；我們認為：民主的法國，在承繼人權的光榮傳統下，理應對維護人權價值負起更大的責任！
同樣令人遺憾的是， Sarkozy跟隨著Chirac的錯誤腳步，在台灣問題上為討好極權中國作政治表態。Sarkozy不僅忽視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現狀」的事實下，輕率「片面地」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進一步否定台灣人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民主的」法國屢屢舉辦全國性公投，卻「片面地」斷然否定台灣2008年將進行的台灣「入聯公投」，實在令人感到諷刺；而為了對中國極權政權示好，卻蔑視民主台灣270萬公民連署的入聯要求、以及台灣人公投的權利，將使得以人權立國的法國蒙羞。
「自由的」法國向來標榜民主自主，卻在此時基於短視的商業利益，配合中國的霸權壓迫台灣，否定台灣要求被承認的國際基本人權；「平等的」法國向來尊重各國人民的公投權利，此時卻屈服於專制政權的指使，反對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台灣人民所被平等賦予的公投權利；「博愛的」法國為了與中國交往，獲取短暫的商業利益，卻無視資本主義化的共產中國對自身與他國人民的壓迫。在這國際交流頻繁的21世紀，國際交流的目的，不僅是利益的交換，更重要的是價值的分享。1789年，法國在革命的浪潮中，高舉人權宣言的聖火，並將之傳布於全世界，使得人人都熟知並確認與生俱來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神聖不可侵犯價值。基於這光榮的歷史傳統，我們衷心期待法國政府繼續信守、分享並散播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因為，更大的利益，帶來更大的責任。對這些價值的繼續堅持，是法國偉大的所在。
歐洲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Europe)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EFTA)
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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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奇蹟 值得台灣看齊
張維邦逝世四周年前夕 《瑞士史》出版
文／廖為民（歐盟研究協會理事）
張維邦教授於二○○二年十二月二日赴歐洲布魯塞爾參加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各國理事長會議，逝世於巴黎途中，他的最後遺作《瑞士史》，經過淑燕師母、曹永洋老師等人的補充，終於在他去世四周年前夕（十一月中旬）由三民書局出版上市。
瑞士史的精神
他在〈自序〉文中道出：「期盼讀者透過這本《瑞士史》，能夠多少了解瑞士的﹃奇蹟﹄：三大一小族群、四種國家語言、兩大宗教信仰，四邊圍繞著法國、德國、奧地利及義大利歐洲傳統的四大強權，卻沒有因此而被分裂；不同的語言及宗教信仰的四個族群經過數個世紀的營居，居然建構了永久中立的自由又民主的國家，主權在民透過憲政的精深設計與實踐，不流於空洞的口號。政治人物不敢懈怠，很自然的會傾聽人民的聲音。除了代議制外，人民依創制、公民投票憲政機制，確保不受政客隨意的戲耍撞騙。」
《瑞士史》全書分為三大類，九章，分別是：
Ⅰ、瑞士的起源與發展：一、導論；二、帝國統治下的瑞士早期歷史；三、中世紀時期的瑞士（一二九一至一五一五）；四、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及其對內部的衝擊。
Ⅱ、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五、從法國大革命到瑞士永久中立；六、瑞士聯邦體制的確立與發展；七、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瑞士的挑戰。
Ⅲ、當代瑞士：八、瑞士聯邦憲政運作與朱拉危機；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欣欣向榮的瑞士。
讀者在本書中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何以面積與台灣相近（四萬一千餘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七五○萬的瑞士，會成為「世界公園」；其永久中立國的形成及結果、國民所得及國家競爭力何以居世界前茅等。心中不免升起「何以瑞士能、台灣不能？」的疑問。
張維邦著作中揭櫫的理念
張教授一生著述甚勤，並長期在國外教學，論文有法文、英文及日文等多種語言仍待整理，其中已出版著作有：《張維邦文集》，這是在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耕莘文教院追思會所分發的紀念冊，內容包括其生前在《TaiwanNews總合周刊》所撰寫的〈名家專欄〉四八篇文章及友人、學生對其追思文章的合集。
《莫內與法國式經濟計畫的創建》（一橋出版社）出版於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張教授六六歲冥誕），內容在分析歐盟之父莫內（Jean Monnet 1888-1979）的思想背景，對莫內的領導幹才能力及寬闊長遠的視野作系統的論述分析。莫內不僅是一位有思想、有視野的政治人物，更難得的也是一位能起而行、有實踐力的行動家。他和戴高樂的惺惺相惜及良好互動，亦成就了彼此的功業。
《莫內與「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立》（一橋出版社）於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張教授逝世一周年）出版，內容以莫內的Leadership為經，以美、蘇兩超霸主導的國際事務為緯，特別著重分析國際政治經濟錯綜複雜的背景。從莫內創建「法國式經濟計畫」的寶貴經驗以後，以一介「書生」竟然能超越法國精英官僚體系作業程序，不但得到舒曼部長的全力贊同，更重要的是能獲當年西德總理愛德諾的全力支持。如果沒有莫內高瞻遠矚的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具體地將法、德兩國鎖在一起的話，當初美國以「防止共產國際擴張」為由，向法國施壓力求讓西德積極建軍，而受到納粹蹂躪記憶猶深的法國人民，特別是法國政治精英將不知如何面對這一棘手的難題。這是莫內對歐洲付出貢獻的第一步。
以台灣長遠發展為理念
回想張教授一生短短的六十五年，幾乎是一半在國內，一半在國外；他於一九六二年二十五歲時出國留學，隨因參與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及台獨運動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能回國；但他在一九六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即遊歷歐洲各國，結交各國學者，以台灣的長遠發展為目標作為志業。
一九九二年，「黑名單」解除，他才得以在三十年後首度返國探親，並找尋回國任教之可能性；一九九四年，他放棄加拿大的優渥教職及退休條件回國於淡江大學任教，一九九八年更結合有志之士創設「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台灣分會，全力促進台灣與歐盟之相互了解與合作。並以「EUSA-TAIWAN」之名義加入EUSA各國理事會會議，其中雖因分會名稱之敏感成為話題，但經張理事長力爭及其盟友支援，「EUSA-TAIWAN」正式成為理事長會議之第三十九個會員國。在此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教授的信念、識見與行事風格。
觀察張教授逝世四年來的台灣，陳水扁雖然連任總統，但是執政的民進黨對於「轉型期正義」及一些法令依然「蕭規曹隨」毫無「修正」之意，才會遭到今日「自食惡果」的情況，緬懷故人，更是要思考張維邦所言：「I am not a missionary, but I have a mission」（我不是一位傳道者，但是我有一個使命。）的意義所在。
最後，以張維邦教授的「座右銘」與大家共勉：
「民主政治是我的信仰
自由是我的生活習慣
進步是我追求的目標
解放是人類最高的成就」■
(轉載自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 第26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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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看古巴與台灣命運
吳志中﹝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秘書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助教授﹞
對歐洲而言，古巴與台灣有很多相似之處。就地理而言，古巴與台灣都是大陸邊緣的一個島嶼。古巴離美國大陸氟羅里達州大約200公里，台灣離中國大陸大約180公里。古巴比台灣大三倍，總共110860平方公里，而台灣則是36179平方公里。就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來觀察，古巴位於『美洲地中海』也就是加勒比海的東北方，扼守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要道。而台灣位於『亞洲地中海』也就是中國南海的東北方，同樣扼守印度洋與太平洋通道之間的要道。古巴與台灣的第一個政府都是來自歐洲。古巴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即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而台灣則於1544年為葡萄牙人所發現，以福爾摩沙美麗島之名廣為世人所知。1624年荷蘭人則佔領台灣南部進行殖民，而西班牙人則於1626年佔領台灣北部，也進行殖民通商的政策。古巴隨後歷經英國的短暫統治，美國於1899年3年的統治，終於在1902年獲得獨立，建立古巴共和國。而台灣則隨後經歷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明鄭東寧王國（鄭經自稱為東寧國主，西洋人稱鄭經為The king of Tyawan），清朝的統治、日本的統治，中國以聯合國的名義的4年統治，最後於1949年實質脫離中國的治理至今。台灣歷經李宗仁、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於李登輝時代開始著手制度的民主化，進行寧靜革命，到2000年始有政黨的輪替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古巴於獨立之時，在美國的支持之下，馬上進入立憲民主制度。美國也是第一個承認古巴獨立的外國政府。然而古巴社會內部卻卻紛紛擾擾，貪污腐敗以及政府無效率，外面則有美國政府不斷的干預。古巴很快的來到一個獨裁的政府。從1934年至1958年，巴提斯塔Fulgencio Batista以威權獨裁的方式統治古巴25年。結果，巴提斯塔的獨裁統治不但沒有給古巴帶來繁榮，反而引來新的革命。
新的革命領袖是卡斯楚Fidel Castro。本來，是希望卡斯楚帶來新的國家氣象，然而，卡斯楚一待就是半個世紀，並且徹底改變與老大哥美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到最近，已經於2006年8月13日滿80歲的卡斯楚，才因為健康問題，決定於7月31日暫時將古巴共產黨黨主席、國家委員會主席、三軍統帥的位置轉移給他的弟弟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一個由卡斯楚領導的小國家獨立對抗世界第一強權美國的傳奇，似乎才開始走進尾聲。卡斯楚在位五十年，美國從當年的艾森豪總統開始歷經甘乃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克林頓與小布希等十任總統，卻對卡斯楚完全莫可奈何。當然，古巴也付出其代價，當美國與全世界都在大步走向進步繁榮的道路之時，古巴的進步卻有其限制。卡斯楚之弟，勞爾目前75歲，是現任國防部長，在1997年被指派為古巴政權第二號有權力的人物。卡斯楚是一個獨裁者與傳奇兼具的人物，他於1956年帶領大約80位革命份子，偷渡回古巴發動革命。一進入古巴領土，就與當年訓練有素的威權古巴政府軍發生激戰，僅僅12位革命份子生還，隨後進入山區繼續革命。卡斯楚最後於1959年一月革命成功，成為古巴的政治領袖至今。
當初，卡斯楚以革命取得政權的時候，曾經保證在18個月內舉行選舉，選出新的領袖，但是隨著權力滋味的甜蜜，新的政權逐漸轉成獨裁，當初保證的民主選舉也就煙消雲散了。美國在1959年二月，很快的承認了卡斯楚政權。在同一年四月，卡斯楚甚至訪問美國，與當年的副總統尼克森會談，讓美國留下一個天真古巴領導者的好印象。但是，隨後，卡斯楚加緊與蘇聯進行合作簽訂條約。1960年，古巴與蘇聯簽訂購油合約。在冷戰的結構與思維之下，當年的美國艾森豪政府隨即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更使得古巴越來越與蘇聯靠近。繼任的甘乃迪總統更於1961年4月，命令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古巴流亡軍隊在豬儸灣登陸，企圖推翻卡斯楚政權，但這一項企圖卻是一個徹底失敗的軍事行動。隨後，在1962年美國更因為蘇聯在古巴佈署核子飛彈，而封鎖古巴。飛彈危機結束之後，美國保證從今以後，不再企圖以武力推翻古巴的政府。美國雖然持續封鎖古巴，希望使古巴的政權自然垮台，但是古巴卡斯楚政權卻日益穩固，外交影響力也日增，甚至拓展到非洲。1975年，古巴正式派兵到非洲安哥拉支持其獨立解放運動。1977年則介入伊索匹亞的戰爭。1980年代，古巴則派兵介入支持尼加拉瓜的共產游擊隊。
在2005年，古巴的人口只有一千一百萬人，國民生產總毛額為三百億美元。五十年來，古巴一直對抗世界第一強權美國。美國擁有近3億人口，國民生產總毛額為11兆美元，是古巴的350倍。台灣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國力是古巴的十倍大，是中國13億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卻對中國的敵意毫無應對之道，完全得不到國際社會各政府國家的正式支持。台灣雖然是民主國家，外交完全走不出去，親中媒體與政客每一天唱衰國家的前途，甚至對自己是否是一個國家有所懷疑。古巴在1996年的時候，進一步得到歐盟15國的共同支持，促使歐盟在世界貿易組織裡控告美國對古巴的不公平貿易對待。1998年，教宗若望保路二世也訪問古巴。自1992年開始，聯合國即每一年以非常大的比率，通過決議案反對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歐洲各國也於1996年開始，每一年都加入這一項聯合國的決議案。歐盟各國持續對古巴的政治有嚴厲的批評，但是很少在國際社會與美國合作打壓古巴的國際生存空間。台灣的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廣受國際社會的稱讚，但是卻屢遭國際社會與中國的聯合壓制，幾乎完全沒有參與的空間。一派的理論認為，那是因為中國比美國百倍更霸道與蠻橫不講理。中國傾全國之力，在國際政治的層面，對試圖與台灣改善關係的國家採取敵對的外交政策。例如，曾經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與台灣建立軍事合作關係的荷蘭與法國，都曾經嘗到苦頭。中國更不惜威脅武力破壞東亞和平，以玉石俱焚的政策處理任何嘗試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的重要國家。美國身為民主國家與世界的領導人，比較能釐清對國家發展與對付敵對政權的重要性何在，因此雖然對古巴政權不喜歡，但是也只能順勢而為。而中國，以維護共產獨裁政權為優先，鼓吹中國民族主義以快速發展國家實力為最重要政策，使得台灣的發展成為犧牲品。因此，歐洲各國與國際社會，也只能暫時屈服於中國的台灣政策。但是我們也同時認為，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分裂與國民黨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轉載自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 第25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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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 微調對中政策
德國新總理公開關切中國人權與自由問題
文/ 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理事)
在歐洲的所有國家當中，德國可以說是跟中國發展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德國目前是中國在歐洲地區的最大經貿夥伴，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2005年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高達了632.5億美元，中國處於稍微順差的地位，不過兩國之間的貿易赤字正在擴大當中，主要是因為中國對德國的出口成長率不斷的提升。此外，德國也是對中國提供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在政治上，兩國更在2004年5月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要建立所謂的「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為中德雙邊關係的發展，提出了一個大方向跟大架構。
而兩國關係在最近幾年，高層官員互動頻繁，政府各部門之間交往密切，雙邊貿易快速增長，相互投資也逐年增加，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前總施若德的積極推動。因此，隨著德國國內政治在去年九月出現變天，親中國的施若德總理敗選下台，而首位女總理梅克爾的上台，會不會調整德國對中國的政策，就成了各界關切的焦點。
其中一項特別值得台灣注意的，就是德國的新政府會如何來處理有關歐盟是否取消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問題。我們知道，過去幾年來歐盟國家當中，推動歐盟取消對中國武器禁運最有力的兩個人物，就是法國總統席哈克跟德國總理施若德，甚至不惜跟美國公開作對。但現任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相對來講，是採取跟美國親近以及積極改善關係的作法，因此德國對取消軍售禁令的態度，就開始轉趨保守。而德國在明年2007年的上半年，將擔任歐盟的輪值主席國，因此德中關係的一舉一動，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不過很清楚的，德中兩國關係的大架構由於經貿、科技等等互動的日益密切，應該不可能出現180度的大轉變。事實上，即便在去年9月梅克爾上台之後，兩國的關係還是出現整體成長的情況，今年3月2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就和梅克爾進行了熱線電話。而梅克爾的這一次的中國訪問團成員，絕大多數也是經貿官員跟企業界人士為主，可見經貿仍是兩國關係的最重要基礎。
不過即使大方向不變，德國總理梅克爾在處理跟中國關係的時候，還是展現了跟前任總理施若德不一樣的地方，最明顯的就是德國對中國人權及自由問題的關切。相較於過去施若德對中國人權問題，幾乎可以說是避而不談的態度，梅克爾這次到中國訪問就呈現令人側目的表現。
她在德國駐中國大使館內，會見了四名所謂的「社會人士代表」，講白了就是所謂的異議份子，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相當著名的《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的兩名作者，而《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揭露了中國農民跟農村的貧困黑暗面，也因此被中國政府查禁的書。梅克爾到中國訪問安排了跟異議人士見面的這樣行程，顯然是要顯示她跟施洛德是不一樣的地方，也就是她更注重中國的人權問題。
總而言之，在德國新總理梅克爾的領導之下，德國推動與中國更密切的關係，雖然不至於出現大的政策轉變，但不論在歐盟軍售中國或者人權自由的問題，也確實出現了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而這也是我們台灣在推動對德關係時，應該特別重視以及積極把握的地方。
(轉載自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 第2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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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值得中國看齊
洪茂雄﹝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常務理事﹞
中國與巴爾幹半島雖然距離相當遙遠，談不上利害衝突。可是，北京共黨政權建立以來，與南斯拉夫和「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却有某些微妙的變化。簡而言之，二十世紀五○年代後期中蘇共開始交惡之際，中共即藉著批判狄托的修正主義，指桑罵槐，來暗批莫斯科領導人。當時，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已是國際社會「不結盟」運動，同印度、埃及並列三要角，根本不在乎中國的流彈亂射。
很諷刺的是，當這兩國的獨裁者毛澤東、狄托相繼去世之後，中共當局却步上南斯拉夫後塵，儘管美其名宣稱，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沿襲狄托的修正主義老路，予人有中共趕不上時代潮流，沒有如南國有「先見之明」之感！
不過，南斯拉夫解體後，中國與後南斯拉夫的關係，尤其對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這兩個「殘餘南斯拉夫」所建立的聯盟，有一些新的發展頗引人側目。諸如：其一、米洛塞維奇由始作俑者，揭櫫「大塞爾維亞主義」，到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分裂的事實，參與簽訂岱頓協定，以緩和波士尼亞的緊張情勢；其二、米洛塞維奇不尊重少數民族的基本人權，不惜進行種族淨化，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趕盡殺絕，換來北約動武，最終米氏以「反人類和戰爭罪行」，送進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繩之以法，病死牢中。這段期間，由於貝爾格萊德當局，因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四面楚歌，唯獨得到北京同情，雪中送炭，致使中、塞關係愈趨密切。
中共當局萬萬沒料到，二○○○年十月，貝爾格萊德出現政黨輪替之後，塞爾維亞的政治走向，也出乎意料，改弦易轍。其中最明顯的變化，舉凡二○○一年，將剛卸任總統職位的米洛塞維奇送進國際刑事法庭，接受審判；二○○三年二月四日，塞、蒙兩國在歐盟的安排下，修改憲法，國會正式通過，將南聯盟重新組成鬆散的「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國家共同體，並允許兩國在三年後舉行全民公投來決定其未來；今（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蒙特內哥羅正式舉行公投，其結果有55.4%跨過歐盟所要求55%的門檻標準，贊成獨立；隨後六月三日蒙國國會正式宣布獨立；六月五日貝爾格萊德承認蒙國獨立，並於六月二十二日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六月二十八日蒙特內哥羅獲准加入聯合國，成為第一百九十二個聯合國會員國。
實證經驗昭示，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終必走入歷史。東歐前共黨脫胎換骨，更改黨名，就是最佳的例證。塞爾維亞共產主義者聯盟改名社會黨，接受政黨政治規範，服膺民意；蒙特內哥羅共產主義者聯盟則改名社會主義者民主黨，拋棄食古不化的教條，敢向「大塞爾維亞主義」說不，轉而深耕獨立運動。塞、蒙兄弟分家，口不出惡言，也不以武力相威脅，相互尊重各自的選擇。塞、蒙能接受文明的普世價值，台灣的統派和中國也該向他們看齊，面對現實，勇於跳脫「大中華」、「大一統」舊思維的窠臼。
(轉載自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 第2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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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塞爾維亞與小中國
文/吳志中 ﹝歐盟研究協會秘書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助教授﹞
在國際關係的世界裡，現代加拿大、捷克、塞爾維亞與中國的共同點在那裡？我們發現，這一些散佈在世界各地的美洲、歐洲與亞洲國家都曾經，或正在面臨有國內少數民族欲從母國分離，建立一個獨立自主新國家的問題。
支持魁獨已成多數
美洲加拿大的魁北克於一九六七年得到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支持，在其訪問加拿大期間於公開場合大喊「自由魁北克萬歲」之後，得到鼓舞，並且於一九八○年舉辦公投爭取獨立。雖然結果沒有成功，然而於一九八五年，魁北克再度進行公投。結果支持加拿大聯邦制的人民再度以50.6％對49.4％擊敗支持獨立的人，因此目前魁北克仍然屬於加拿大的一省。然而，在日漸憂慮法文的魁北克逐漸被英文的加拿大同化的情形之下，最新的民調已經顯示支持魁北克獨立的人民已經成為多數了。
歐洲的捷克則在蘇聯垮台之後，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透過國會投票通過斯洛伐克脫離捷克另組共和國的意願。目前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維持著極度良好的雙邊關係，並且在歐盟的架構之下，進行極為密集與友好的合作關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則於一九九○年代後，透過大量戰爭的行為欲防止斯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與波士尼亞獨立未果之後，終於也在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蒙特內哥羅公民投票決定獨立之後，同意其在最短期間內另組共和國。塞爾維亞共和國並且期望與新蒙特內哥羅共和國繼續維持良好的國際關係。
反觀亞洲的中國則以武力鎮壓西藏與新疆的獨立自主，並且將大量漢人遷入這些非漢人地區，企圖稀釋這些地區與漢人地區的文化與政治社會差異，以便完成全面中國化這些非漢族地區的政治目的。對於已經獨立自主的台灣，則在國際上進行全面政治打壓，並且以武力持續恐嚇台灣的人民，以意識型態分化台灣內部的社會安定與和諧。
人類發展的演變
在二十世紀初一九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世界各國為了制止殺戮，建立世界和平，因此接受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提議，創立了國際聯盟。在當時，國聯的會員有三十二國，也就是二十世紀初全世界的主權國家數目大約是在三十至四十國之間。一九四五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創立的時候，世界各國國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舊金山簽訂了聯合國的憲章，主權國家的總數目增加至五十一國。一九七一年十月，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整個合法中國的席次的時候，世界主權國家的數目已經增加至一百三十二國。一九九○年，冷戰結束的時候，會員國則已經增加至一百五十九國。而蘇聯垮台的時候，十四個新國家也隨即從前蘇聯帝國分裂出來而誕生。到了二○○二年，伴隨著東帝汶與中立國瑞士的加入，會員國更增加至一百九十一國。而目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巴勒斯坦與蒙特內哥羅也即將有加入聯合國的可能性，魁北克也有可能再度以民主和平的公民投票方式宣佈獨立，世界主權國家的數目勢必將持續攀升。
國家數目增加乃必然發展
事實上，國家數目的增加絕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因為獨立自主國家的不斷建立，是多元化的社會、民主制度的採行、人權的注重的必然結果。人類是靠著多元化的本質與思維，才得以不斷發展與進步及壯大，並且突破困難求取生存。單一的文化、單一的物種，單一的思維只會帶來弊病與衰敗，這是社會科學與生物學的現實。因此，就算先進歐洲聯盟的整合，也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堅決捍衛文化的差異與國家主權獨立的先決條件與原則之上。歐盟的成員國，絕對沒有任何一國願意放棄國家主權加入歐盟的。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企圖以威權政府的手段鎮壓不同於其觀點的政策，事實上是在摧毀中國文明的前途，阻礙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而塞爾維亞對少數民族的新態度，將使塞爾維亞廣為歐洲各國的政府所接受，使塞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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